Taiwan Empirical Survey Data Platform

為因應傳播行為與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傳播學門的學者自2011年開始接受國科會的委託執行「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計畫，為更精確追蹤傳播行為變遷的脈動，每年訪查民眾傳播媒體使用行為，希望藉此深入描述閱聽眾媒體使用的輪廓，以建立完整的長期資料庫，協助學者針對臺灣傳播現況與當下發展，進行系統性的全盤分析，或創新的理論建構，並藉此作為政府擬定政策的重要參考基礎。
為有效因應網路世代快速變動的趨勢所衍伸出的新型態網路使用與傳播行為，本計畫自2017年開始招募全臺面訪調查中的受訪者加入網路調查群組（迄今加入總人數已達8,797人），並於2021年開始執行網路調查，希望有效利用此一網路調查群組，蒐集更為多元、豐富且即時的調查資料，利於傳播學者針對當下重要傳播議題進行剖析。本計畫此次徵求有意願之學者提案、參與2026年網路調查，提案被採用的學者，將自動成為本次網調的出題委員。因應四期一次（2026年度）的年度調查主題（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此次網路調查的徵求主題和其他相關說明如下。

本次網路調查Panel樣本來自2017至2025年進行全臺面訪時有意願加入且可接觸到的網路調查群組之受訪者（N=8,279），來源包含：2017年二期一次青少年調查至2023年三期二次一般民眾調查共累計6,225人，2024年三期三次一般民眾調查1376人，2025年三期四次一般民眾調查（新抽樣本）678人，調查群組樣本概況如以下相關連結中的表 1所示。
然而提醒申請加掛題組者，網路使用者佔台灣民眾的91.1% ，與母體（全台18歲以上民眾）仍有差距，同時本網路調查Panel樣本在年齡、教育程度也與台灣人口分布不同。若比較本網路調查Panel樣本（以下簡稱：網調樣本）與全臺灣人口（資料取自2025年12月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的差異，在年齡方面，網調樣本以30-39歲、40-49歲的比例較高，且60-69歲及70歲以上的比例較低；再從教育程度來看，網調樣本中的大學、碩士之占比較台灣人口的大學及碩士的人數比例高出不少，而學歷僅有國中或以下的占比也較全台人口低得多（參閱以下相關連結中的表 1）。

（一） 四期一次：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
在民主社會中，公民與政治參與是維繫民主運作的重要一環，而公民與政治傳播更是傳播領域相當重要的研究取向。因應四期一次主題，且適逢2026年選舉，本次Panel網路調查將以定群追蹤的方式在選舉前後進行兩波調查，預計於2026年10月中旬~11月中旬執行第一波調查（選前）、2026年11月底~12月中旬執行第二波調查（選後），藉此分析民眾選舉前後的變化。以下將針對各個子題分別闡釋可以提案的主題脈絡。

1. 新聞與資訊接收的政治效應
新聞是公民獲得政治及公共事務訊息的重要來源，在選擇繁多的當代媒體環境中，公民接收新聞的模式相當多元；其中新聞迴避（news avoidance）行為與新聞會找到我（News finds me, NFM）的感知和政治知識、政治參與意願、知情公民的養成、投票決策、政治與媒體信任以及政治極化的關係，為學界長期關注的核心議題（Gil de Zúñiga & Cheng, 2024; Gil de Zúñiga & Diehl, 2019; Goyanes & Bene, 2024; Skovsgaard & Andersen, 2020）。

(1) 新聞迴避（news avoidance）
新聞迴避可能造成民眾對公共事務與政治議題的理解不足，進而限制民主社會所仰賴的公共討論、政治判斷與政治參與。近年研究指出，新聞迴避並非由單一因素所造成，而是與個人、媒體與社會脈絡因素有關。這些因素包括訊息量過大所引發的資訊與情緒過載及疲勞（e.g., Wagner & Boczkowski, 2021）、對新聞或媒體的不信任（Goyanes et al., 2023; Kalogeropoulos et al., 2024）、媒體素養或政治效能感不足（Edgerly, 2017）、時間分配限制（Gorski, 2023）、社會化過程（Shehata, 2016; Valenzuela et al., 2019），以及既有媒體使用習慣等。Skovsgaard and Andersen（2020）區分「意圖性新聞迴避」與「非意圖性新聞迴避」，指出新聞迴避不一定是主動拒絕新聞，也可能是因偏好其他媒體內容而無意間減少新聞接觸。de Bruin et al.（2024）則歸納出有興趣的偶爾迴避者、情緒性偶爾迴避者、批判性偶爾迴避者、新聞局外人、堅定的一貫迴避者等七種荷蘭公民的迴避者類型。台灣閱聽人出現新聞迴避的比例有多高、大致可區分出哪些類型？除了人口特徵與人格特質、收訊習慣、素養能力等因素之外，還有哪些因素會加劇、減輕或調節新聞迴避行為，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同時學者可以探索促發意圖性新聞迴避和非意圖性新聞迴避的因素。例如在非意圖性迴避部分，研究發現媒介使用行為的變化很自然會改變人們新聞訊息接收的機會。Kalogeropoulos and Tabor （2026）就發現較常使用影音串流也較容易不經意地迴避新聞接觸。

(2) 新聞會找到我（News finds me, NFM）
NFM感知指的是「個人認為自己可以透過間接的方式，對公共事務保持消息靈通的程度」—因為重要的新聞會透過網路與社群網絡自動找上門來（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7）。過往文獻指出，此現象涵蓋三個概念面向：自認消息靈通（being informed）、不主動搜尋（not seeking）以及同儕依賴（reliance on peers）(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7; Lee, 2020; Song et al., 2020; Strauß et al., 2021)。NFM感知可能使閱聽人在不主動接觸新聞的情況下仍自認消息靈通，進而造成政治知識低落，或在不夠知情的狀態下參與政治、進行政治表達（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7; Gil de Zúñiga & Cheng, 2024; Gil de Zúñiga & Diehl, 2018）。
近年來，許多閱聽人相信平台演算法能理解自己的興趣與偏好，並依賴演算法取得資訊。Gil de Zúñiga and Cheng（2024）主張，NFM 研究除了關注對同儕的依賴，也應納入「對演算法的依賴（reliance on algorithmic news）」。Campbell and Hawkins（2025）也發現，當人們越認為演算法會自動替他們完成尋找新聞的工作，他們就更可能認為自己不需要主動找新聞，也能夠保持消息靈通。也有學者稱演算法推送的新聞接收為「偶遇式新聞接收」（serendipitous news discovery），並發現「偶遇式新聞接」收會透過驚訝感進一步提升新聞接觸的意願（Pu & Ruppel, 2025）。
除了演算法的設計，不同平台的能供性亦可能影響閱聽人接觸新聞與公共資訊的機會，進而造成資訊落差，值得進一步探討。台灣閱聽人高度依賴新聞找到我模式的比例有多高、偏好的社群平台為何、在哪些領域出現高度的資訊落差或偏誤（例如政黨政治類、議題類、民生類新聞等），有哪些因素會調節或改變這種行為模式，值得進一步深究。

(3) 政黨選擇性暴露（Partisan selective exposure）
選擇性暴露原指人們在使用不同的媒體時，可能會在主動或被動、有心或無意的狀態下選擇接觸與自己的態度與信念相近的訊息（Klapper, 1960）。而選擇性暴露在政治資訊接收的狀況下，更為彰顯；人們會因為其政黨傾向而選擇接觸支持其政黨傾向的媒體或訊息，產生政黨選擇性暴露（Stroud, 2008）；人們選擇接觸與自己政黨傾向接近的媒體或訊息，主要是因為這樣的訊息較不會產生認知失協的感受（Garrett & Stroud, 2014），或與自己意見一致的媒體或訊息，其可信度較高（Metzger, Hartsell & Flanagin, 2020）。在美國政黨選擇性暴露展現於：支持民主黨的民眾會偏好接觸CNN等媒體，而支持共和黨的民眾則會偏好接觸Fox News媒體（Stroud, 2008）。研究也發現，在臉書上接觸與自己觀點歧異的媒體或內容，可能會對該媒體或發文的對象產生負面認知和情緒（例如：不開心、焦慮），因此閱聽人更會採取選擇暴露策略（e.g., Jeong, Zo, Lee & Ceran, 2019），例如有研究發現在Instagram上關注政治訊息的使用者出現選擇性迴避（selective avoidance），避免接觸挑戰自身觀點的政治領袖的訊息（Parmelee & Roman, 2020）。同時選擇性暴露的概念除了從特定媒體選項（例如報別）來檢視，也可以從特定的平台選擇來探討，例如晚近研究就有特定右翼意識形態的支持者會特別偏好使用非主流的社群媒體（Telegram）（Hoffmann et al., 2026）。
學者發現政黨長期的選擇性暴露會對於政治運作帶來影響，包括政治極化（Stroud, 2010）、對特定政黨候選人的支持（Ksiazek, Kim & Malthouse, 2019）、對不同投票行為模式（例如投票率、投票選擇、決策延遲性）的影響（Lee, 2025）、對自我與群體（政治內團體、外團體）政治知識的評估偏誤（Lee et al., 2024）等。
台灣閱聽人政黨選擇性暴露的程度、成因、產生之效應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影響甚鉅，選擇性暴露是否窄化人們的政治資訊接收，對於民主運作產生負面影響？哪些因素（例如注意力、平台演算法、討論）具有調節效果？這些重要議題亟需傳播學者進一步探討。

2. 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
政治學界近來關心政治極化的現象。所謂極化，指的是民眾的認同立場、議題態度或政黨傾向朝兩個極端發展，且共同性逐年降低。過去研究也常使用不同方式來衡量民眾在態度上的極化（例如：使用民眾在特定的意識型態或立場上的距離分布來測量）或是情感上的極化（例如：使用民眾對於特定政黨的情感反應來檢視）（e.g., Garrett, et al., 2014; Kim & Kim, 2019; Wojcieszak, 2011）。Yarchi, Baden和Kligler-Vilenchik（2021）的研究則更進一步釐清三種不同的極化面向，包含：互動的極化（interactional polarization）、定位的極化（positional polarization）、以及情感的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
一般認為社群媒體是造成政治極化的一個重要促因，在社群媒體上，人們的按讚與追蹤偏好，會因為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影響到後續資訊的接收。長久下來，人們所接收的資訊可能更為偏頗，而非全面。在同溫層的效應下，也會誤以為周遭的人抱持著同樣想法，產生強化既有力場與態度的現象，這些都不利民主的理性發展。而隨著新興媒體的不斷被引進，媒體使用與極化的關係值得持續探討（Tucker et al., 2020）。
近期研究發現，社群媒體、傳統媒體、黨派媒體和意識形態談話節目的極化程度都在加劇，在當代媒體環境中，政黨或政治菁英衝突的新聞經常佔據主要新聞版面，導致公眾錯誤地將菁英極化的印象投射到對於整體社會極化程度的判斷（Ploger, 2024）。這種對於公眾極化的錯誤高估可能導致「自我實現的預言」（Ahler, 2014; Druckman et al., 2022; Lee, 2022; Levendusky & Malhotra, 2016），當人們相信社會已經嚴重分裂、對手陣營充滿敵意時，自己也可能會以敵意來與不同政黨的支持者互動，加劇了社會對立與情感極化。
有別於美國兩黨政治所對應的兩極化，歐洲開始出現對應多黨政治的多極化（multi-polar）（Martin-Gutierrez et al., 2023）概念，在第三勢力具有一定比例支持者與影響力的當代台灣，可以思考如何進一步發展多極化的測量。此外，西方學者在測量意識形態極化時，經常使用從自由到保守的意識形態自我定位，或是對於特定議題的立場，這兩種方式未必能捕捉到國家認同分歧的當代台灣現況。哪（些）種測量概念最能捕捉到台灣公民的極化狀態、台灣社會對於政黨菁英、政黨支持者及一般民眾的極化程度評估為何，是否與客觀測量所得出的結果差距甚大、哪些行為可能減緩極化……這些研究議題都值得更多的探討。
 
3. 網路不文明行為 （Uncivil political behaviors）
(1) 酸民、網軍（Trolling）與政治攻擊（political attack）
網路一旦出現政治訊息，就會因為網民的意識形態與認同差異，而促發對抗與攻擊。即使是防疫相關的記者會，網友們即時的留言，也充滿不理性與惡意攻擊，這些針對政治認同差異而促發的不文明嘲諷與惡意攻擊行為等，除了可能引發模仿外，也可能對人們和社會帶來許多負面及不良影響。例如Fladmoe and Nadim（2025）發現網路上針對特定族群的言語騷擾（harassment）與較低的政治信任、較低的司法信任有關。究竟網路攻擊對於台灣選民的影響為何也欠缺系統性的探索，值得研究的投入。
過往學者曾試圖理解公開言論中的不文明行為（例如：謾罵、粗俗行為、撒謊指控、貶抑或誹謗等）（Kenski, Coe & Rains, 2020），也曾探討民眾面對不文明的討論內容或評論的態度、情緒及行為，例如：人們對於這些言論內容是否會感到心煩、焦躁、是否會選擇一起跟風參與（Wang & Silva, 2018）？對於在網路上常發表或分享不文明政治言論的人，是否會想要取消按讚或刪好友（Goyanes, Borah & de Zúñiga, 2021），又或是在面對不文明行為時，是否會選擇參與集體糾正行動（Ziegele, Naab & Jost, 2020）。而部分研究者也開始觀察與解讀弱勢言論支持或沉默螺旋的現象（Ordoñez & Nekmat, 2019）；此外，亦有學者針對不文明行為的動機進行歸因（Kluck & Krämer, 2021）、以及探討人格特質（例如：五大人格特質或暗黑人格等）是否會驅使不文明行為的產生（Koban, Stein, Eckhardt & Ohler, 2018）。同時也有研究探索人們合理化不文明言論的心理歷程，例如當人們將移民視為一種威脅時，他們就更可能為仇恨性的言論加以合理化，亦即威脅感知透過合理化轉化為線上敵意（Buhrer et al., 2026）。
針對網路上的有毒言論（toxic talk），有學者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模式，不文明行為雖然語氣粗魯或不敬，但通常與有意義的意見交流相關，未必會傷害民主。相反地，在同溫層討論中更常見的不寬容言論，是針對個人、群體的有害或歧視性內容，對於民主社會的損傷更大（Rossini, 2022）。在社群媒體上接觸到較多政治攻擊（political attack）的閱聽人，更容易表現出較強的政治犬儒主義（Hasell et al, 2025）。政治攻擊指的是在社群平台上，政黨、政治人物，甚至一般閱聽人頻繁地使用社群媒體攻擊對手。社群媒體上的敵意也促使年輕人主動去管理他們的網路言論空間，增加了使用者迴避（如封鎖、取消追蹤）的意願，但同時也增強了參與討論的意願（Matthes et al. 2025）。

(2) 政治不實資訊（political mis/disinformation）
在政黨競爭的情境下，錯誤的政治資訊可能讓特定一方得利，贏得勝選；因此政治相關假新聞的傳散與影響，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由於社群媒體、即時通訊軟體與影音平台的盛行，常導致假訊息與不實內容的傳播速度變得很快、接觸到的人群也變得更廣。過往學者們在面對此議題時，多著重於探索假訊息與不實內容之事實查核機制（e.g., Li & Wagner, 2020）、或是試圖理解政黨傾向或媒體選擇的中介或調節之影響效果（e.g., Weeks, 2015）。有些閱聽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分享了假新聞或不實訊息，有些人則是在知情或不查證的情況下分享，可能的動機包含情緒驅動、娛樂需求（例如迷因分享）、鞏固政治意識形態等 （Melchior & Oliveira, 2024）。
相關研究亦經常探討人們在面對這些政治假訊息與不實內容時的感受、情緒和處理作為（e.g., Barfar, 2019; Jones-Jang, Kim & Kenski, 2021），Chang（2021）則針對台灣民眾的假新聞辨識與更正策略進行探討，但相關研究仍十分不足，值得進一步探索。例如，不同政黨傾向者對於政治相關假新聞的辨識或處遇方式是否有所差異？是否容易認定對手陣營的訊息為假新聞？而這些感知是否降低其對於媒體整體信任程度，抑或降低對政治的信任？這些相關議題都是可以繼續探究的面向。

(3) AI生成與深偽（deepfake）的挑戰
近年來，AI生成影像與深偽（deepfake）技術的發展常被用於攻擊名人或政治人物、製造假新聞，其真假難辨的性質可能引發重大政治效應，也逐步動搖閱聽人對於「影像證據可以眼見為憑」的信心。Brooks（2021）發現，公眾論述對於深偽（deepfakes）的擔憂主要圍繞在兩個核心主題：對個人隱私和名譽的威脅、社會崩潰/國家安全和潛在戰爭的風險。學者指出，深偽技術的責任是一個分散式的概念，許多機構都需要共同負起把關的責任，並試圖透過問卷調查，探討民眾認知的課責對象包含哪些機構（Napshin et al., 2025）。對於深偽風險的認知是否提高閱聽人對於個人隱私保護（例如個人公開影像）的增強、對於眼見為憑的影音訊息的懷疑、對於提升AI素養能力需求的認知，都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同時過去研究發現即使人們認為深偽影片的可信度低於真實影片，但深偽影片仍然可能降低他們對被攻擊政治人物的支持（Hameleers et al., 2026）。隨著年底地方選舉的逼近，這樣的現象是否也會出現在台灣，值得學者探討。

4. 政治／公民參與
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探討公民及政治參與的動機、意圖與行為，並比較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發展下，這些參與形式出現了哪些變化（Gennaro & Dutton, 2006）。早期研究多聚焦於影響公民與政治參與的因素，例如居住在某地的時間長短、鄰里與人際網絡，或媒體使用時間等，並進一步分析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Kang & Kwak, 2003）。隨著數位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研究焦點逐漸轉向數位媒體所提供的新型政治參與方式與管道（Vissers & Stolle, 2014）。例如，Shah、Cho、Eveland Jr.與Kwak（2005）試圖說明網路出現後，公民參與與公民表達方式如何發生改變；Bakker與De Vreese（2011）則比較線上與線下政治參與，探討不同媒體的使用，例如報紙、電視與網路，是否會影響人們採取不同的線上或線下政治參與行為。後續研究也開始關注線上參與是否會促進線下參與。相關發現指出，閱聽人可能透過社群媒體上的觀察與社會學習，受到激勵而投入線上政治行動（陶振超，2017；Kim & Ellison, 2022）。不過，線上政治行動是否會進一步外溢至線下，則與個人是否具備「參與式公民規範」（engaged citizenship norms）有關。Dalton（2008）指出，若個人內在認為「好公民應該充分知情並積極參與政治」，便較可能在不同情境下，包括線上與線下，都採取政治行動。
在社群媒體高度滲入日常生活的情境下，政治參與的界線也變得更加模糊。Hoffmann and Boulianne（2025）便探討，在數位時代中，選民的政治興趣與隱私考量如何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其在社群媒體上的政治意見表達。Theocharis et al.（2023）更指出，過去被視為彼此相對獨立的參與模式，例如抗議活動、政黨與競選活動參與、與官員互動等，正逐漸融合成一種更廣泛的「一般性政治參與」模式。因此，若要理解當代民主參與，便不能僅停留在線上與線下的二元區分，而應進一步關注不同媒體平台的技術能供性（affordances）如何塑造出不同的政治行為模式（Molpeceres et al., 2025）。
此外，除了個人的政治特質，例如內在政治效能感、政治意見領袖特質（Schmid et al., 2024）、參與習慣與主觀知識（Lee et al., 2022），以及媒體平台本身的特質之外，仍有許多因素可能影響當代的政治參與。例如，國家、平台與同儕間的監控氛圍，自我審查機制是否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寒蟬效應，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5. 數位素養、媒體素養、資訊素養
除了參與本身之外，數位時代中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各類與資訊判讀、媒體使用及公共判斷相關的素養。既有研究指出，素養可能有助於提升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Zanabazar et al., 2026）。然而，素養並非單一概念，而是涵蓋數位素養、媒體素養、資訊素養，乃至於錯誤資訊與不實資訊素養等多種面向。若置於政治傳播脈絡中，媒體素養尤其關鍵，因為它直接關係到個人如何理解、分析、評估與運用政治訊息。
一般而言，媒體素養可理解為個人具備特定知識與能力，得以充分理解並運用媒體所發布的內容。Jeong、Cho與Hwang（2012, p. 455）則進一步將其定義為：個體能夠「觸及、分析、評估與溝通各種形式之訊息內容，且能對於媒體中傳散的相關內容，具備獨立思考及判斷的能力」。在政治傳播情境中，媒體素養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作為一種介入方式，減緩政治相關偏頗、不實、甚至有害內容對民眾造成的影響（e.g., Jang & Kim, 2018; Jeong, Cho & Hwang, 2012）。因此，理解民眾是否具備、以及是否會實際運用這些素養來評估訊息，是一個關鍵研究方向。進一步而言，也有必要探討人們是否會產生過度修正（over-correction），亦即將所有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媒體內容一概視為偏頗且不可信。
在民主社會中，政府、政治人物、人際網絡與各類媒體都可能透過不同管道對民眾傳遞政治資訊，而這些資訊往往帶有一定程度的說服意圖。然而，媒體上流通的資訊並不必然正確（Hameleers, Powell, Van Der Meer, & Bos, 2020）。若公民對這些政治資訊的生產、傳散與說服機制具備足夠素養，便較有可能對其加以制衡，形成較獨立的判斷，而非不經意受到影響，甚至成為偏頗或不實資訊的再傳播者。
近年也有研究進一步將焦點集中在辨識媒體中不實資訊的素養（mis/disinformation literacy）。此一概念指的是個人批判性評估資訊、辨識並拒絕虛假、誤導性或經操縱內容的能力、信心與動機，而這些內容可能以文字、音訊或視覺形式出現。Boler et al.（2025）在文獻回顧中指出，素養培養不應僅依賴檢核清單式的方法，例如 CRAAP Test（從時效性、相關性、權威性、準確性與目的等面向評估資訊品質；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hico, 2010），而應轉向更動態、批判性的策略，例如橫向閱讀（lateral reading），以培養成年人在真實資訊環境中所需的複雜評估能力。
探討錯誤資訊辨識素養相關的理論基礎也是當前研究的重要課題。Ziemer與Rothmund（2024）指出，多數關於錯假訊息的干預措施，尚未與古典推理、動機性推理等基礎理論充分連結，因此未來應投注更多研究能量於理論整合。另一方面，相關素養的培養也需要兼顧文化與技術脈絡。例如，保持文化敏感性（e.g., Mutsvairo & Bebawi, 2019）、理解演算法治理、認識新聞、宣傳與不實資訊如何透過個人化訊息鎖定並操弄受眾情緒（Alvarez, 2021; Serrano-Puche, 2021; Sivek, 2018），以及發展對 AI 原理與倫理的基本理解，都是當代資訊與媒體素養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Panel網路調查：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歡迎傳播領域或其他相關領域學者（包含各級教授、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提案新增題組，期望廣納各界智慧，不僅增進現有題組的分析價值與潛能，更能將前端、新穎且具有學術與社會價值之研究主題納入。
新增題組申請案將由「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推動委員會」推薦兩位委員進行審查，委員會依照審查結果決定加掛的題組。審議標準主要將涵蓋以下六個主要面向：
(1) 是否與此次調查主題相關（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
(2) 學術與理論的新意與價值
(3) 題目抽象性（受訪者是否容易理解）
(4) 所探討的議題或傳播行為是否具有普及性
(5) 議題的社會重要性高低
(6) 探討議題是否適用於網路調查情境

本次新增題組的提案申請書以6題問項為上限，頁數以兩頁（含）以上、十頁以內。

申請書內容至少需包含下列項目（格式範本可見以下相關連結中的附件一）：
(1) 題目
(2) 主題（請說明欲申請之主題及子題）
(3) 前言
(4) 理論架構與文獻探討
(5) 對研究台灣傳播現象的重要性或貢獻
(6) 預定分析方式與價值
(7) 研究架構圖（架構圖建議以圖呈現，文字為輔）
(8) 測量概念的定義、操作型定義與具體題項（題數上限為6題；題組需註明：文獻來源、測量概念、操作型定義、題目原文、題目中文）
(9) 參考文獻

註：除了本次各委員新增的題組外，本調查還附有基本題組與共同題組可供共同利用與分析，例如民眾基本資料、媒體使用行為等，詳見以下相關連結中的附件二。

有興趣參與【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本次「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Panel網路調查：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的學者，請於民國115年6月7日（日）以前，提出6題以下之問卷題項及兩頁（含）以上、十頁（含）以內的提案申請書，並以E-mail方式寄至傳播調查資料庫信箱（crctaiwan@gmail.com）。
本計畫將於民國115年7月8日（三）當週通知入選的題組，入選題組的申請人將自動成為【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Panel網路調查的「問卷發展委員會」之既定委員，需定期參與問卷設計會議，以協助問卷之修訂與決議，此外，參與者將擁有第一年使用該題組進行論文發表的優先權。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計畫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張卿卿 特聘研究員（chingchingchang@gate.sinica.edu.tw），「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Panel網路調查」資料蒐集時間預計為2026年10至12月（10中旬至11月中旬為選前第一波調查，11月底至12月中旬為選後第二波調查），完成後擬於後年（2027年11月中旬）公開釋出資料，計畫詳情請參考本計畫所屬網站的最新消息公告。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網址https://tesd.survey.sinica.edu.tw/database/transmission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計畫主持人 張卿卿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共同主持人 陶振超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林怡瑩 博士
專任助理：林鳳翎、許哲瑄、戴怡儒
聯絡電話：(02)2789-8166或(02)2782-1693#267、#262
聯絡地址：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A202室